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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彰显社会主义的优势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优越性、包容性、超越性，体现在对其他价值形态的借鉴批判和吸收，这样才能够克服和引领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，而法国大革命的口号是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。“博爱”的字面意义“兄弟般的”，在阶级利益的对立面前，谁与你是兄弟？在正义者同盟改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时候，马克思恩格斯为之撰写的纲领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把原来的口号“四海之内皆兄弟”，改为“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”，原因就在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那些口号的抽象性、局限性、虚伪性。再比如关于自由。在马克思的考察中，劳动者的自由是要让位于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权利。马克思《1857—1858年经济学手稿》明确提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以交换价值为目标，交换价值换算为价值，是为了实现资本增殖的目标，是为了剩余劳动而尽可能地减少必要劳动的时间，马克思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。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人民至上，以人的发展需求为生产目的，人的发展、人的需求不再是资本增殖的副产品。平等，也不再是由商品经济的平等要求上升到政治要求和价值要求。我们批判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，并不是不要自由与平等，而是要实现真实的自由与平等。

文化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、最深沉、最持久的力量。文明与文化对人的自由、人的本质具有本体论意义。正如恩格斯所说：“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，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。”人的发展，是自由、精神的全面发展，是“自由自觉活动”这一实践目标，精神生产是人类自由自觉的感性活动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，打破“今日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”的言论。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“两个结合”巩固了文化主体性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，从空间维度，“第一个结合”让游荡在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东进扎根于古老的中华大地，让马克思主义说中文；从时间和时代维度，“第二个结合”使悠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了时代的历史跨越，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，同时克服、超越了西方既有现代性的局限。中华文明与现代性能够对接的根本原因，在于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文明的正确方向、现代性的真正出路。“两个结合”使我们的文化认同和自信自强达到了新高度，也为思想政治教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了新空间，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，在立足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、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、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等方面开辟了新的创新空间，增强了人们对中国价值、中国精神的政治认同、思想认同、理论认同、情感认同，使之更好地发挥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功能，也是我们推进理论创新、文化繁荣的必由之路。

北京美协主席范迪安深度参与了作品的创作，他评价道，“《京城之脊》在视野的宏阔度上做到了‘致广大’，在每一座建筑的细节刻画、描绘上做到了‘尽精微’，给人以古都文化、首都文化、中国文化的浩然正气与典雅气象，同时又让人能够从建筑中读到‘北京中轴线’的前世今生。”

前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政策研究人员认为，“帽子满天飞”的出现，很大程度上与政府对优秀人才的评判标准和使用方式有关。由于学术评价、市场评价等其他具有公信力的人才评价渠道相对缺乏，国家设立的人才计划、人才科技项目的支持对象——所谓的“帽子人才”，就成了各级政府判断一个人是否是优秀人才的重要标尺，科技资源配置、政策支持都向他们倾斜，就导致资源向“帽子人才”过度聚集，使其成为资源的“吸铁石”，从而加剧了“帽子人才”和非“帽子人才”的资源鸿沟，加剧了“追帽子、抢帽子”风气。

在近日举办的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幸福唱中国·香港维港千人交响大合唱” 等活动上，各界人士以歌舞为媒，唱颂辉煌成就、展望光辉未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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